翻开世界版图，大多数古文明都发源于大河冲积平原：尼罗河、两河、黄河，农业的繁荣带来城市与文化。

唯独澳大利亚的出身格外“叛逆”——它并非因土地肥沃而被选中，恰恰因为偏远荒凉，才被英国王室当成流放犯人的“天然监狱”。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人口爆炸与贫富分化，伦敦八十多万居民中登记在案的“可能犯罪者”超过十一万。

监狱爆满之际，流放成了成本最低的减压阀。

起初犯人被送往北美，美国独立后这条通道被切断。

1770年詹姆斯·库克测绘了澳洲东海岸，王室随即拍板：把囚犯送到地球另一端。

1788年1月，第一舰队驶入悉尼港，736名犯人被卸下船舷。

此后八十年间，约十六万男女因偷窃面包、剪羊毛或伪造硬币等轻罪漂洋过海，成为新大陆最早的劳动力。

他们不是传说中的杀人狂徒，而是底层贫民在严苛法律下的牺牲品。

澳大利亚内陆是连成片的干旱高原和沙漠，年降水量不足两百毫米；但沿海却分布着狭长而肥沃的平原和漫长的海岸线。

正是这种“外圈宜居、中心荒凉”的格局，加上四千万年与外部大陆的隔绝，使澳洲成为生物演化的孤岛。

当其他大陆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迅速取代有袋类时，袋鼠、考拉、袋熊却在澳洲安然繁衍；今天全球近两百五十种有袋类中，九成以上仅见于澳洲与新几内亚。

有袋类得以幸存的核心是地理隔离与生态契合。

3400万年前澳洲板块脱离南极后，气候日趋干燥；低养分土壤和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让高能耗的胎盘类难以立足。

更关键的是海洋屏障阻挡了大型食肉动物的入侵——狼、虎、豹从未踏上这片大陆。

于是袋鼠跳跃在草原，袋熊挖洞于丘陵，它们在没有天敌的环境里迅速扩散。

对首批犯人而言，“新世界”并非浪漫想象。

船只靠岸后等待他们的是盐碱沼泽、毒蛇与饥饿：每人每周仅得四磅面粉、两磅半咸肉与少量豌豆。

没有农业经验的人被迫学掘井、砍树、种麦；粮食一度需从万里之外海运补给。

正是这场被迫的开荒提供了原始积累：犯人与看守共同筑路、修码头、种葡萄；后来自由移民加入牧场经营、金矿开采，人口结构随之改变。

1851年维多利亚发现黄金，“淘金热”吸引全球劳工与资本涌入；羊毛出口量十年翻三倍，“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由此得名。

1868年流放制终止时，澳洲已不再是帝国垃圾场：墨尔本人口超越旧金山，悉尼港口桅杆林立。

1901年六个殖民地结成联邦；二战后吸收欧洲与亚洲移民，多元社会成型。

矿藏——铁矿、铝土、天然气——陆续开发，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教育科研投入把人均GDP推至世界前列。

地理隔绝既保护了独特的生命形态，也迫使流放者挖掘资源极限；严酷自然淘汰弱者，却为制度创新留出空间。

澳大利亚的故事提醒我们：文明的起源并不必然依赖沃土与摇篮河；有时一片荒原加一套规则，也能让囚徒的后代过上比故乡更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