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清朝第五位皇帝，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在康雍乾三代皇帝中承前启后的雍正皇帝，康熙的第四子，被康熙封为和硕雍亲王，母为孝恭仁皇后。

终年58岁的雍正皇帝在位13年，相比他的父亲康熙与他的儿子乾隆，他的13年很短，可雍正的13年却很传奇。

雍正帝执政期间，做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管是改土归流还是实行摊丁入亩，亦或是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制度，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正是雍正这短短的13年扭亏为盈康熙朝晚年的吏治腐败与国库空虚的衰败政局，为乾隆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功在社稷的雍正皇帝却一直被人们予以诟病，这主要是因为他继承皇位的不透明造成的。

康熙二废太子后，再未立过太子，之后的时间里，大家纷纷猜测康熙的心意，有人猜测是八爷，有人依然抱希望于废太子，不过到康熙最后几年里，大家公认14爷最有希望。可是，最后康熙驾崩后，被隆科多宣布是大家日常不以为意的四爷，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臣们疑惑不解，阿哥们猜疑不绝，就连雍正皇帝的亲娘都怀疑自己儿子得位不正。

四爷即位后，改元雍正，为了避讳，他的兄弟们将“胤”字改为“允”字，坐上大位的雍正重用自己的同党老十三胤祥。

因为老十三与废太子的事情有瓜葛，所以老十三被康熙圈禁了10年，直到康熙驾崩，才被放出，

如果说，康熙在位时，老十三政途不顺的话，那么在雍正朝，侠肝义胆的拼命十三郎终于迎来了他一路开挂的政治生涯，雍正极其重视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反观雍正同父同母的老十四虽然是一母同胞，却是自己强劲的政敌，因此，雍正皇帝并没有顾及骨肉之情，他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先是派其去守皇陵，后来直接圈禁起来，亲弟弟如此，更何况自己真正的对手“八爷党”呢！更何况，作为这场夺嫡之争的失败者胤禩等人也并不甘心，所以双方的明争暗斗在雍正继位后更加激烈。

雍正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来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最后，将胤禩削宗籍和圈禁，并改名为“阿其那”，胤禟同样被削宗籍和圈禁，改名为“塞思黑”，将皇十子胤䄉也圈禁起来，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雍正对自己政敌的兄弟们丝毫不讲情面，一个个的先后圈禁清除。

另外，对于即位时助自己一臂之力的同党隆科多与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的小舅子年羹尧也毫不留情的全部处死。

坊间传言，雍正的母亲因为劝说雍正在处理兄弟的事情上收敛留情一些，被雍正怒怼，气的他母亲当场撞柱而亡。

因为雍正即位，大家没有看到权威的证据，加上雍正坐上大位后，不仅将自己的政敌“八爷党”一锅端了，还把当初力主扶持自己上位的两位大功臣，舅舅隆科多与小舅子年羹尧给全灭了，这一系列操作，使得大家都议论纷纷，一致猜疑他是在灭口。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就有杀兄屠弟，弑父逼母的舆论笼罩着他的统治，为此，雍正皇帝还特意写了《大义觉迷录》来为自己洗白，结果适得其反，越描越黑，他的《大义觉迷录》反而为大家提供了具体的文献资料。

兄弟的事情处理完后，雍正终于腾出手了，开始了雷厉风行的吏治改革，对朝中各部官吏进行裁简，对庸碌无能，偷惰安闲的官员全部剔除，开始注入新的血液。为了加强皇权，雍正还成立了“军机处”。鉴于康熙朝九王夺嫡的危害，雍正帝建立了秘密立储法，就是将自己心仪的继承人名字写好，一式两份，自己拿一份，另外一份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帝驾崩后，取出两份进行比证，然后宣读。

吏治方面的腐败一直困扰着晚年的康熙，雍正上台后，他深知吏治腐败对朝廷的危害，所以他并没有像父亲康熙一样当好好皇帝，而是雷霆万钧的重重出拳。一系列操作，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有钱的还钱，没钱的变卖家产，可是，也有一部分人，因为窟窿太大，根本堵不上，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家就是因为亏空的窟窿太大补不上，最后被雍正皇帝给抄家了。

雍正短暂的13年执政却给世人留下了两个谜团，即位之谜，死亡之谜。

雍正无论是执政还是年龄都没有超过他的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可，雍正的13年却是至关重要的13年，如果没有雍正的这13年，清朝可能就要走下坡路了，更别提什么乾隆朝的盛世了。康熙给儿子雍正留了800万两,而雍正给儿子乾隆却留下7000万两，仅从这个国库存银，我们就能看出雍正皇帝的重要性。

雍正虽然被大家各种诟病，不过，任何人也抹杀不了这个皇帝勤政的事实。雍正皇帝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作狂，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工作的路上，雍正经常工作到半夜，据考证，批阅奏折的字数非常多，他的批语加起来约有一千七百万字，还是毛笔手写的，而且还要先阅读奏折再做批示，有时候他的批语比原奏折的字数还要多。

雍正十三年，58岁的雍正皇帝驾崩于圆明园，传位于四子弘历，即乾隆皇帝。

雍正即位是个谜，就连死亡也是迷雾重重，正史记载非常简单，就说雍正帝在圆明园病重死亡了。

不过，野史却对雍正皇帝的死亡有着精彩的记录。

有的说是吕四娘刺杀，民间说是一位叫吕四娘的侠女，其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因此吕四娘进宫偷偷杀了雍正皇帝。

还有的说，是被宫女与太监合谋杀死。

更有甚者说是，被雍正抄家的曹雪芹，心怀不满，而这个曹雪芹有一个相好，武艺高强，为了替曹雪芹报仇，进宫把雍正皇帝给杀了。

这些年，随着史学家科学研究的深入，大家怀疑雍正帝是因为吃大量丹药导致中毒而死。

雍正是一个非常喜欢炼丹信佛的人，据史料记载，雍正皇帝聚集了一批道士专忙在圆明园给自己炼丹。雍正不仅自己吃，还把丹药奖赏给自己喜欢的大臣，还在奏折中告诉臣子们放心大胆的吃，表示自己已经服用过了，效果极好。

众所周知，炼药的主要成分是硫和汞，而这两样东西长期服用会导致人体中毒而亡。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4]）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5]。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5]。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6]，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7]。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皇三子胤祉往祭曲阜孔庙。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8]。此役胤禛虽然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9]。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的胤禛受封为贝勒。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三岁的胤禛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

经营争储

主词条：九子夺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巩固帝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10]。十二月二十日，胤禛奉康熙遗诏，即皇帝位于太和殿，改元雍正。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名胤禩、胤祥、马齐和隆科多等人总理事务。其次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雍正帝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䄉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主政改革

主词条：清世宗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执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

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同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帝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11]。

离奇去世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

雍正帝崩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主要作品

《雍邸集》选诗 《雍邸集》一 《山池晚步》《春日泛舟》《月夜对落花有感》《月下独酌》《春院小饮》《畅春园芍药花开作》《花间小饮》《早行》《赐观金莲花》《友人书屋》《热河园中避暑》

《雍邸集》二 《夏日泛舟》《前廊》《中元侍从》《山翁》《秋夜》《晚晴》《临流》《花下偶成》《咏自鸣钟》

《雍邸集》三 《春暮登楼》《暮春》《题友人园》《运河舟中》《听禅》《题范蠡载归图》

哀诉诗 雍正为母亲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写哀述诗。

其他 《仲秋有怀》[12]《寒夜有怀》《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诗》

主要成就

政治

密折制度

雍正帝完善了密折制度，扩大密折的范围和内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13]。清朝采用密折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密折制度的积极作用有以下几点：

一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黑箱化，增添皇权的神秘感。

二是起到了使官员、尤其是同僚，相互告密的作用。比如一省之内，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都可以独自上折密奏，那么谁还有胆量背着皇帝做不臣之事？密折制度使得同僚变成了“特务”，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胜防，于是只好老老实实。

三是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皇帝对密折的重视程度高，有着优先御览的特权，真正实现了及时的下情上达。

四是实行密折制，等同于广开言路，群臣可以直言进谏，使大臣们相互牵制，加强了皇权。

五是密折奏事的权利只有得到皇上宠信的人才能享有，臣子们为了获取皇帝的信任，纷纷献媚，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

在密折制对加强皇权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不少消极的作用。

一是雍正要广大臣僚用密折言事 , 其本身就具有鼓励臣下告密之意。这种专制制度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 扼杀新生事物的成长。当时除了雍正的少 数几个 心腹大臣稍敢勇于任事外 , 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 , 斤斤自保。[1]

二是众多臣僚用密折言事 , 所言内容彼此都不得而知 , 某人即使被诬陷也无处申诉 , 再加上雍正与众臣僚的关系亲疏不一 , 有人自恃与雍正关系较密 , 借以挟持上司或他人。[1]

三是广大臣僚可以用密折越级言事 , 必定会引起上下猜疑 , 不利于政务的推行 , 这也不符合层层负责的科学管理思想。[2]

在雍正统治帝国的13年当中，雍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中度过的，很少出京巡游，而如何做到在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这就要靠一项特殊的君臣交流方式——密折制度。

雍正年间，封疆大吏在上任前，皇帝会把他叫到跟前亲自训勉，并交给他一个密匣，密匣上有道锁，而钥匙则只有皇帝和拿匣子的大臣才有。大臣会不定期地将一些重要情况写成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而是用这个匣子直接送给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于折后，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

雍正和别的君主相比，有着非同寻常的资质：一是精力过人，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一天还要批十几封奏折，这种其他君主也许视为畏途的事，雍正做起来却有滋有味，至今仍存的满、汉文奏折达41600余件；二是多疑忌苛，这类实质为“小报告”的密折正是雍正防范臣下欺蒙的利器。

雍正对密折所作的朱批，有时洋洋洒洒一本正经，有时嬉笑怒骂全无避忌，甚至常常不避村俗俚语。朱批内容极其广泛，上至军国要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例如，他在朱批中告诫臣子要节省纸张，“一折一封”岂不浪费，“便三四折一封何妨”，也有十分口语化的语言“该！该！该！该！不要饶了他们……”、甚至直言“朕大笑惊讶览之，朕笑的了不得”等等不一而足

书写这些朱批占用了雍正在紫禁城和圆明园的大部分时间。史书记载，雍正只在自己的生日那天才会休息，13年来，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1000多万字。在中国封建皇帝中像雍正这样勤奋的十分罕见。雍正皇帝把康熙朝就已经存在的密折奏报制度调控得更为完善和严密，康熙一朝，具折奏事的官员有100多人，雍正朝则增加到了1200多人。通过这样的密折制度，雍正足不出户便通晓天下事。

雍正初年的一天，有一个官员买了一顶新帽子，第二天上朝“免冠谢恩”，雍正皇帝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把你的新帽子搞脏了。状元出身的王云锦有一天跟亲朋好友玩“叶子戏”，叶子突然丢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皇帝问他昨晚上怎么打发的，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皇帝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王云锦昨晚上丢失的那片“叶子”，对他说，“拿回去把那一局接着玩儿完吧。”王云锦惊得目瞪口呆。

正大光明殿东侧有五间叫做“洞明堂”的大殿，每年秋末霜降后处决犯人时，皇帝都会在这里逐一核准“勾到”，对犯人的命运做最后的裁定。皇帝“勾到”之处，紫禁城内懋勤殿，避暑山庄是依清旷，香山是正直和平殿，圆明园则是洞明堂。清史稿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次“勾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帝御驾至洞明堂，一边阅读黄册一边听相关官员宣读人犯案情，雍正听罢，如果表示“情有可原”，该犯便免于笔勾，若“法无可贷”便令大学士笔勾该犯姓名，判以立决。勾到这天，所有人犯都要被绑缚刑场，听候皇帝的处置。雍正勾点完毕，刑部立刻派人飞马传旨，被点到名字的犯人就会被人在脸上用笔书“斤”或“交”字，意为斩首或是绞刑。免于死刑的人就会被送回大牢，民间称之为“陪绑”。

设军机处

为了加强皇权，康熙成立南书房，旨在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

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用人制度

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先后被任命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成功后封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兼理藩院，赐太子太保衔，被雍正尊称为“舅舅”。两人都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年羹尧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时雍正兴起文字狱打击两人势力（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

雍正帝重视吏治。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雍正一朝宠信四位臣工：李卫（江苏人）、田文镜（福建人）、张廷玉（安徽人）、鄂尔泰；其中李卫、田文镜和张廷玉为汉人，田文镜为汉军旗人，足见雍正确实了解并重用汉人。

密建皇储

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八月宣布秘密立储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秘密立储制，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军事

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汗位，准噶尔开始出现内乱。雍正决心乘机用兵西北，他认为噶尔丹策零势力“若不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雍正九年（1731年）清军在和通淖尔之战中大败，次年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得胜，双方罢兵议和。雍正时代，平定西北的任务尽管没有完成，但雍正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是深刻的[14][15]。

经济

清查亏空

清理钱粮亏空，是雍正帝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康熙末年财政亏空严重，雍正位后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他即位不到一月，就将此事提上日程。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成立了专司审查钱粮奏销的机构——会考府，由怡亲王胤祥总理事务，他还令允祥管理户部三库，以整顿财政。雍正帝认为钱粮亏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与官员自身侵贪。据此，他向各级官员发出警告，要求不得苛派民间，限期完结亏空，否则从重治罪。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加大对亏空钱粮官员处分的力度。凡亏空钱粮者一律革职，并由本人负责归还。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鉴于相关案件量刑过轻，加重处罚：“那（挪）移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虽属那（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对因贪污、勒索而造成亏空的官员，雍正帝毫不留情，凡有犯者即革职抄家，用其家产赔偿亏空。他特别设置了一个封桩库，“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经过多年努力，康熙朝遗留的亏空基本追缴完毕。各级官员也大受威慑，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摊丁入亩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

火耗归公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银制度”，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官绅纳粮

参见：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古代收税，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银两兑买。但由于触及官绅利益，因此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必须暂时牺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这种暂时的利益牺牲是为了王朝巩固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铜禁政策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实行禁用铜器的政策，这是保护钱法的需要。他于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员，设立收买铜器公所，动用藩库钱粮银子为基金，大力开展民间收购。雍正帝注意铜的生产，然而它的产量没有达到铸钱的需要，所以尽量他大力开展铜禁活动和严行私铸处分，仍不能达到预期目的[16]。

重农轻商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雍正帝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但是，他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文化

文化专制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理学思想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17]。

圣谕广训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对十六条圣谕的阐释，称“圣谕广训”。同时，地方官为便于讲解，便用白话、方言等各色形式对其扩充发挥，加上官方的极力推行，“释谕”和“讲谕”的活动在清代一时风行[18]。

推广官话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雍正此举收效有限。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19]

社会

灾赈制度

雍正时期继续完善了清代的灾赈制度。雍正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国力的雄厚为雍正朝的灾赈提供了条件。其中，粥赈成为官方经常采取的散赈措施，并在具体实践中完成了制度建设，确定了粥赈期限及地点。一是按口煮赈，即估算及统计饥民人口，出粮煮粥发赈，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救济饥民。二是初步确定粥赈期限，并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三是根据灾荒及饥民的实际情况增加粥厂及粥粮。四是明确规定粥厂的位置及距离，近城设粥厂，乡村设米厂[21]。

雍正时期也实行以工代赈。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山东巡抚陈世倌以省城周围四十八州县卫所去岁遭遇水患，特奏请朝廷于开春之时兴修大清河工程，“令无食小民得力役之资，为糊口之计”，得到允准。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雍正帝在谕内阁时称：浙江杭嘉湖三府因头年被水，收成歉薄，民食艰困，当此青黄不接之时，着令动用库银4万两，或开浚河道，或修理缄垣。使百姓就近佣工，藉以糊口，这也是一种以工代赈。

移民政策

明末清初，经过连年的战乱、疫疠，四川地荒丁亡的情况十分突出，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四川的经济恢复，清廷所实行的移民就垦政策也就有异于他省。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议准了三个较为重要的条例：第一，南方各省流入四川者甚多，有的“竟无执照可验”，因此议准：“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其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意抚绥，毋使失所”。意味着移民入川程序走向规范化。第二，也是由于入川穷民的增多，川陕总督岳钟琪要求“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帝令拨银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同时要求四川地方官清查新入川的流民，以免“良奸莫辨”。表明雍正帝在移民增多的情势下对清理户籍以及地方安宁的重视。第三，为了解决土、客之间，以及移民之间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争讼”，户部奏准：“于各部司官内拣选四人，命往川省，又于候补、候选州县内拣选十六人，令其带往，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将丈量事宜，秉公妥酌，分委带往人员逐处清厘”。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的招民政策发生了变化。自雍正七年为始，停其造册咨查。行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入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这说明，在四川移民日多、荒地日少的情况下，对移民的入川，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限制。这一转变了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被延续下来[22]。

豁除贱籍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那就是削除一类人的贱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民户。

社会控制

雍正帝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帝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民族

改土归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重要意义，但清朝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过度强调使用武力，对一些地区的反抗采取了残酷的武力镇压，也给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

统治西藏

雍正帝继位之初，清廷调整西藏驻兵的政策，将驻藏清兵撤回内地。随着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清廷再次派兵驻藏。戡平叛乱后，年羹尧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涉及整个藏区的治理方略：严控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加强康区的防务；清军再次从西藏撤出。清廷开始对藏区进行行政划界厘定各藏区范围。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1727年3月1日），僧格、马喇已由京起程赴藏，成为驻藏大臣设置之始。清廷为防止生变，固未派兵随大臣们进藏。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颇罗鼐获得卫藏战争胜利，八月，查郎阿、迈禄领北路军，周瑛领率南路军同抵拉萨。按照清廷早前的安排，留周瑛、迈禄领二千兵驻藏，这样大臣驻藏有了军队的保障。

驻藏大臣设置之初职数尚无定制，无规定的任期，尝试轮换。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马喇则负责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至里塘，这样驻藏大臣由二人增至三人，此后包进忠进藏，大臣驻藏又有增减。起初亦没有按照岳钟琪所设想的三年一换制，清廷还没有明确提出驻藏官员的轮换。这样驻藏大臣进入了新的轮换，同时清廷恐新任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务，著马喇先回，留僧格协同青保、苗寿等办事一年。这个过程是清廷摸索、完善大臣驻藏制度的过程。

“正统”思想

参见：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宣称：“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意思是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反驳明末遗民说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统，严防汉族士大夫阶层离心。

外交

海禁政策

开始严格执行海禁，后来考虑到闽福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但对外洋回来的人民仍有戒心。

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对俄政策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雍正帝还派托时和德新出使俄国。托时使团是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使团[23]。

对日政策

雍正朝为防止国民掌握兵器的制造技术，构成对清王朝统治的威胁，雍正帝即位后便明令停止在康熙朝不断取得突破的火炮研制工作。防止外来势力上，对东方日本的防范则尤为严格。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初一日，闽浙总督李卫奏：“日本在明朝时曾为海患，今闻招集中国无赖，学习弓矢技艺，打造战船，奸怀巨测。”雍正帝朱批：“严督各镇、协、营整顿枪械，不时巡哨，有通倭勾引穷民之奸商，访实拿究。”似乎倭患又将来临，高度戒备，随时防范。作为闽浙总督的李卫，在整个雍正朝都担负着直接防范日本的重要使命，具体负责有关事宜[24]。

当时的日本江户幕府在农民起义和欧洲殖民主义侵扰的内外交困形势下，迫切需要清政府的支持，了解中国的情况，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但由于清廷的最高统治者雍正帝始终坚持中日贸易只许中国商人前往日本，不许日本商人来华的政策，以防倭患。所以，江户幕府只能在来日的中国商人中打主意，这又进一步加强了雍正帝对日本的防范。雍正帝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商人的控制，命沿海各省一体遵行；另一方面命李卫派人前往日本打探情形，但雍正帝对日本的防范是根深蒂固的[24]。

对朝政策

雍正帝即位之后，承袭了清朝自入关以后对朝鲜王朝的政策。雍正皇帝因为自己新即位，为了向朝鲜王朝展示清朝的友好政策，以及自己作为新任皇帝想继续维持双方间自清军入关之后，逐渐好转的关系，再次对朝鲜王朝减免了部分贡物。这次减免的贡物主要包括：布八百匹、獭皮百张、青鼠皮三百张、纸二千卷。同时，雍正帝为了显示清朝在处理与朝鲜王朝关系当中的诚意，下令修改将貂皮折合成银两的惯例，命令以实物进行赏赐。另一方面是支持朝鲜燕行使团的经贸活动[25]。

随着两国关系的渐趋稳定，在处理涉及边民越境等司法案件的时候，在保证自身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清朝所推行的是比以往更加宽容的政策，清朝对于边民越境等司法案件所采取的宽尺度，也是清朝对朝鲜王朝实行“怀柔”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雍正十三年（1735年），曾经发生朝鲜人李殷礼与清人王七等三十余人在义州江边共同偷挖人参的事件。这些偷挖人参的人都被清朝官兵缉拿归案。在处理这些偷盗犯人时，清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清政府将本国的王七等人严加审问，却将朝鲜人李殷礼转送回朝鲜国内，并希望朝鲜政府对其按律治罪即可[25]。

安南勘界

雍正年间，云南与安南发生边界纠纷，沿边官员主张讨伐安南，雍正帝却说：“若进灭其国以复汉唐旧制，朕不忍也。……便将此数十里地界赐他，无损于国体，更表朕之仁政也，何妨乎？“其后安南国王上了“词意虔恭”的表文，雍正帝说：“朕览阅之余，甚为嘉悦。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六日，在三跪九叩的隆重场面中，杭奕禄宣读了“赐地”敕谕，历时三年多的边界纠纷就这样结束了。

个人生活

父母

父亲：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养母：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后妃

皇后：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皇贵妃：敦肃皇贵妃年氏、纯懿皇贵妃耿氏。

妃：齐妃李氏、谦妃刘氏、宁妃武氏。

嫔：懋嫔宋氏。

贵人：郭贵人、李贵人、安贵人、海贵人、张贵人、老贵人。

常在：李常在、高常在、马常在、常常在、顾常在、吉常在、春常在。

答应、格格、官女子：苏答应、英答应、汪答应、德答应、常答应、伊格格、张格格、云惠。

子女

皇子

长子：爱新觉罗·弘晖（1697—1704年），追封端亲王，生母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

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弘昐（1697—1699年），生母齐妃李氏。

次子：爱新觉罗·弘昀（1700—1710年），生母齐妃李氏。

三子：爱新觉罗·弘时（1704—1727年），生母齐妃李氏。

四子：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即清高宗乾隆帝，初封宝亲王，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26]。

五子：爱新觉罗·弘昼（1711—1770年），和恭亲王，生母纯懿皇贵妃耿氏。

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宜（1720—1721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惠（1721—1728年），追封怀亲王，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沛（1723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六子：爱新觉罗·弘曕（1733—1765年），果恭郡王，生母谦妃刘氏。

公主

公主（无封号）：1694年生，生母懋嫔宋氏。

和硕怀恪公主（追封），（1695—1717年）生母齐妃李氏，额驸那拉·星德。

公主（无封号）：1706年生，生母懋嫔宋氏。

公主（无封号）：（1715—1717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养女

和硕淑慎公主（1708—1784年），生父理密亲王胤礽，生母侧福晋唐氏，额驸博尔济吉特·观音保。

和硕和惠公主（1714—1731年），生父怡贤亲王胤祥，生母嫡福晋兆佳氏，额驸博尔济吉特·多尔济塞布腾。

和硕端柔公主（1714—1754年），生父庄恪亲王胤禄，生母嫡福晋郭络罗氏，额驸博尔济吉特·齐默特多尔济。

轶事典故

资助书生

雍正帝当皇子时喜欢微服出行，广结侠义。某年到杭州，准备泛舟西湖游玩一番，刚出涌金门，看到一个书生在卖字，笔法颇为精到，胤禛便让他写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个“秋”字，书生却将“火”字旁写在了左边。胤禛便问：“这个‘秋’字你是不是写错了？”书生不以为然，说没写错，然后拿出一本名帖，翻开让胤禛比对。胤禛说：“你既然如此博学，为何不去博取个功名呢？干吗要在这卖字为生？”书生说：“我家里穷，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只能靠卖字为生，哪敢想什么大富大贵呢！”胤禛于是慷慨解囊，说：“我这有钱，可以资助你博取个功名，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书生万分感谢，后来还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时胤禛也已登基，一日从名册上看见书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于是便召其入内。胤禛随手写了一个“和”字，故意将“口”字边写在了左边，然后让人拿给书生看。书生不明所以，回答说这是个错字。胤禛微笑不语。第二天，胤禛让书生拿着诏书去浙江，浙江巡抚受诏，诏中说：命此书生在涌金门再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这才恍然大悟[27]。

耕织邀宠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时观览到宋代《耕织图》，感慨万端，遂命内廷供奉焦秉贞据其原意，重新绘制《耕织图》册。雍亲王胤禛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意，为投父皇所好，特命宫廷画师精心绘制一套《耕织图》进献给康熙。康熙自然龙颜大悦，对胤禛平添不少好感。《雍正耕织图》册以康熙年间刻版印制的《耕织图》为蓝本精心绘制而成。所不同的是胤禛耕织图中的主要人物如农夫、蚕妇等均为胤禛及其福晋等人的肖像，这在历代的耕织图中是仅见的[28][29]。

崇仰佛道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

雍正的佛学著作，以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为主，安抚喇嘛教只是为了防止西藏叛乱。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世宗皇帝，自许为禅宗血脉，编集《雍正御选语录》，并撰写《拣魔辨异录》，以上谕要求各地地方官对法藏、弘忍一系的僧人严加调查取缔，这样实属国王护法。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30]。

御用眼镜

眼镜最早出现于1289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31]，是欧洲人的一项重要发明。雍正帝很喜欢西洋眼镜，倒不是雍正帝附庸风雅，确实是他已经眼花了，需要眼镜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等等。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雍正帝经常起居的大内与圆明园的宫殿里，甚至在他的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把眼镜发放给泼灰处的工匠，作为一种实用的福利待遇。

迷恋丹药

雍正帝对道教也颇有兴趣，特别宠幸龙虎山驻京道士封娄近垣，封他为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并加封为“妙正真人”[32]。雍正帝早在当皇子时，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炼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给他父皇看，说明自己不谋求皇位，只一心炼丹。他还因此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雍正帝对丹药的痴迷程度可谓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

从雍正继位起，民间就流传了雍正篡位的野史，其真正原因是八爷党和十四弟不满雍正的继位而向民间造谣的。实际上雍正帝是合法继任皇位的，因为清朝的诏书是满文汉文各一份的，而且诏书里都是加有“皇”字的（比如传位于皇四子），而当时民间流传雍正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种谣言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在传位诏书中的满文中，“于”和“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没有矫饰的可能。并且“于”这个字在当时是写作“於”的，再加上诏书里都是加有“皇”字的。如果用笔将“十”字改成“於，就变成“传位皇於四子”。语句完全不通顺，再者，即便把汉文改了那满文也改不了，因此民间流传的把“十”改成“于的改诏之说是不成立的。

辽宁省档案馆专家介绍，传位诏书中的满文中，“于”和“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没有矫饰的可能。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登基后拟就并颁布天下，并非康熙真迹，所以遗诏不能说明问题。

死因之谜

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死亡，史料没有记载。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就引起人们的疑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就产生了各种说法[33]。

病死

有一说认为雍正帝“是中风死去的”。

暗杀

（1）吕四娘刺杀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

（2）宫女太监刺杀

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33]。

丹药中毒

历史学家们近年来对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如金梁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34]，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鉴于雍正帝亲近道士，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

人物评价

自评

雍正帝《雍邸诗集》序：朕昔在雍邸，自幸为天下第一闲人。然所谓闲人者，非若箕颍遗世，竹木斯志之类也。朕生当国家鼎盛之时，三逆荡平，四方宁谧。仰蒙皇考钟爱，承欢膝下，位列亲藩，寝门定省之余，无他事事，境之所处闲也。兼之赋性不乐浮华，既无庸皇皇于富贵，更不烦戚戚于贫贱，只期消融机巧，遂觉随处乐天，情之所寄又闲矣。虽然，究其所以优游恬适，得四十年为一闲人者，莫非我皇考教育深恩，有以成就之也[35]。

总评

雍正帝与康熙帝一样勤于政事。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在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提高军务效率，在离养心殿百步之遥的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更是铸就了沿袭至清末的帝后独揽军政要务的集权模式。有鉴于康熙朝诸皇子争储位的惨痛教训，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即将已选定的储君姓名，写好密藏匣内，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以备不测。这一制度，有助于以后乾嘉道咸几朝皇权的顺利过渡[36]。

史书评价

《清世宗实录》：“上天表奇伟，隆准颀身。双耳丰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大智夙成，宏才肆应，允恭克让，宽裕有容。幼耽书史，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浚发，立就万言，书法遒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材，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而性尤纯孝，婉愉爱慕悉本乎至诚，逮事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备膺慈眷，侍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尽礼尽敬，仰惬欢心。偶遇圣祖违和必躬亲汤药，问视惟虔，昼夜无少懈，圣祖常称为诚孝焉。又谊敦友爱。值二阿哥罪废，众议当幽禁，上独涕泣不能起，圣祖为之动容。平日无私文、无党援、无干誉，秉道守义，嶷然自重。尝奉命随征，统率将士，军纪肃然。……及奉大行遗诏，缵荷丕基，孝思弥切，哀慕无穷。一切丧仪隆备，庙号尊崇。素服三年，斋居别殿，奉安陵寝，亲掖龙轝，莫不定自宸衷，动符典则。至于抚驭臣民、乂安中外，揆几达变，振纪饬纲，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法圣祖之政以为政。钦若昊天，祗承列祖；隆师重道，敦族亲贤。恩膏溥浃于九垓，治化遐孚于八表。风俗移易，吏治澄清，仁渐义摩，熙熙皞皞，共游于尧天舜日之下。又复刊颁训谕，昭布章程，以觉世牖民，提撕而引翼之，彰瘅之用肃焉，君师之极备矣。武功赫濯，边堠用宁；威惠鬯敷，苗夷从乂。辟版图于绝域，徕职贡于遐陬。神功圣德，炳炳麟麟，与天同复，与地同戴，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盖临御者十有三载，垂裕者亿万斯年。殚宵衣旰食之劳，笃觐光扬烈之志。措海宇于晏安，登民物于康阜。苍穹应瑞，坤轴呈灵。从古郅隆之代，罕有比拟；从古忧勤之圣，亦罕有等伦。是以经纶美备，轨度光昭，允足为万世则效云。” [37]

《清史稿》

《清史稿》：“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

参考资料

[1]

爱新觉罗·胤禛（清世宗）学习强国(引用日期 2023-06-13)

[2]

爱新觉罗·胤禛科技大数据知识发现平台(引用日期 2022-03-29)

[3]

雍正密折制度的姊妹篇——文武官员优劣簿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引用日期 2022-01-02)

[4]

冯尔康《名家说清史：雍正皇帝》第13页2016

[5]

冯尔康《雍正传》第6页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