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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孝敬皇帝李弘死因，有被武则天鸩杀和病死两说。持病死说者认为：唐实录、《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皆不载弘遇鸩，且弘死后颁布的官方文书明确指出是病亡，武则天鸩杀弘既无必要，且不合情理，故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是编造。

然这些论据均有待商榷，在权移武氏的情况下官方颁布的死亡原因不一定可信，上元二年弘将即帝位和武氏想继续拥有权力的目的产生了尖锐冲突，弘被鸩杀也有可能。实录、《旧传》等不载弘遇鸩有其历史原因，《通鉴》的记载至为恰当。

对于武则天长子孝敬皇帝李弘之死，后晋刘昫所撰《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和卷86《孝敬皇帝弘传》均未载死亡的具体原因，仅云上元二年（675）薨于合璧宫，但同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却有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之记载。后来欧阳修撰《新唐书》，则分别在卷3《高宗纪》、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卷81《孝敬皇帝弘传》等处载弘被武则天所杀。

司马光对此事也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事难明，故在《资治通鉴》载：“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未下定论。对于弘之死，学界历来就有鸩杀和病死两说。清乾隆时赵冀认同《新唐书》的记载，而同时期的王昶却认为弘是死于多病。当代除黄心川、曾现江等部分学者倾向于鸩杀说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坚持病死说。

甚至有观点认为，该问题学界已澄清，弘是病死已成定论。归纳病死说之立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弘自幼多病，且死后颁布的追谥诏书和所谓高宗亲撰的《孝敬皇帝睿德纪》中，均明确指出死于疾病。二是认为即使弘为帝，武氏也可从容制之，鸩杀没必要。再则从母子亲情关系出发，也不至此。

三是说“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之语是李泌为保护广平王李俶而对肃宗所编造。四是唐列朝实录、《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均不载弘被鸩杀事，故认为《新唐书》所载是作者不满武氏作为女性干政篡唐而有意为之。然这些论据均有待商榷，弘被鸩杀也有可能，现尝试辨析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上元二年时朝政由武则天所主导武则天第二次进宫在永徽四年（653年）五月。永徽三年底时，唐中枢机构设置相当完备。三省首脑成员为：柳奭守中书令，高季辅、宇文节并为门下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为于志宁、张行成，同时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并知门下事，李勣、褚遂良、韩瑗、来济也以同三品的身份作为宰相班子成员参知政事。

这些人中，李勣是高宗为太子时太子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子詹事，于志宁、高季辅、张行成则分别是东宫机构左、右春坊的正职或詹事府的副职，他们辅佐高宗均较早，所以高宗刚即位就委以重任。长孙无忌是高宗之舅，他和褚遂良是太宗托付的顾命大臣。柳奭是王皇后之舅。

可是自武则天永徽四年二次入宫，到显庆四年（659）初，几年间，除张行成、高季辅病卒外，宇文节、柳奭、褚遂良、韩瑗、来济、长孙无忌等相继被贬嫡流放，于志宁被免职。此后从显庆四年到高宗上元元年（674年）的15年时间里，尚书左右仆射长期空缺。

宰臣中除李勣、许敬宗、李义府外，其他人任期都不长，如侍中许圉师、窦德玄、姜恪任期分别为3年、2年、3年2个月。中书令刘祥道、陆敦信、刘仁轨、阎立本任期分别为4个月、1年、3年6个月，4年10个月。

阎立本虽任期长一点，但他“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李勣在“废王立武”中投了支持武则天的关键一票，而许敬宗、李义府在永徽初不得志，由于助力“废王立武”才得平步青云，是武则天圈子成员的骨干。

《新唐书·许敬宗传》载：“敬宗于立后有助力，知后钳戾，能固主以久己权，乃阴连后谋逐韩缓、来济、褚遂良，杀梁王、长孙无忌、上官仪，朝廷重足事之，威宠炽灼，当时莫与比。”

《通鉴》还记载了因李义府上表请“废王立武”而被拔擢，部分官僚争相仿效投靠武氏之状：“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可见武则天进宫后迅速建立了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骨干的小团体，而这个团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占据着朝堂的重要位置。

上元元年（674年）时，原宰臣李勣、许敬宗、姜恪、阎立本相继亡故，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朝中主要由张文瓘、戴至德、李敬玄、郝处俊分别以大理卿、户部尚书、吏部侍郎、中书侍郎的身份处理具体政务，而三省长官均空缺。此时高宗病情加重，理政困难，那么纷繁的政务由谁负责？

解释就是武则天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如没有武则天的协助，帝国的运行就有可能瘫痪。故上元二年三月，高宗欲让武则天摄理国政，自己隐退以求清净，但受到部分大臣的抵制。高宗又欲传位太子，可该年四月太子弘死于合璧宫。

可见由于高宗在身体状况不允许处理纷繁政务的情况下，没能培养出一个足以和武则天相抗衡的能臣干将，甚至没选拔出负责三省各自事务的最高长官，以至于他只有依靠武则天来治国理政。

所以上元二年时，朝政基本上是由武则天所掌控。《通鉴》载：“（显庆四年八月乙卯），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司马光认为，武氏至少从显庆四年（659年）就掌握了对朝政的主导权。

关于高宗朝谁是权力的真正主导者，亦及高宗武后关系问题，学界颇有争论，相关论著文章十分丰富，司海迪在《武则天的人格与重要人际关系考论》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归纳。当代学者曾现江、赵世明、于华东等坚持高宗中后期朝政由武氏所主导这一传统观点。但也有观点认为高宗和武氏合作友好，最终决策者是高宗。

笔者以为，他们的合作是以两人利益一致为前提的，当个人利益不一时，也会有冲突和斗争。关于此，还可参看秦川、韩昇等学者相关文章。武氏跟随太宗十几年，有长期被冷落，甚至出家为尼的惨痛经历，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自从她二次进宫，就积极为获取权力而斗争。但高宗的经历和武则天刚好相反，两位兄长承乾和泰因争权而两败俱伤，他恰恰是靠“不争”而捡了个太子之位。

所以高宗只看到了和武氏合作处理政务、对抗相权的重要性，而没有认识到和武氏之间也存在斗争的必要性，起初面对武则天的积极进取听之任之，加之其身体状况也不很适合担任最高决策者这一角色，导致武则天很快就掌握了朝政的主导权，等到高宗认识到斗争的重要性时，为时已晚，这还可从武则天二次入宫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证实。

王皇后、萧淑妃分别作为高宗的皇后和爱妃，被废之后还被杀，并且赐以侮辱性的“蟒氏”、“枭氏”，这对高宗的声誉威望并无帮助。此后元老旧臣一个个被贬逐，太子忠被废，最后还被赐死。高宗喜欢的魏国夫人贺兰氏被武氏毒杀，儿子周王显妃被幽死，高宗保护不了自己的亲人。可见在涉及高宗、武则天利益冲突的事件上，最后的结局由武氏主导。

麟德元年（664年）的“废后事件”则是高宗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做的一次比较大的努力，《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卷105《上官仪传》及《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条”等处对此事均有记载。

《旧唐书》虽不载高宗谋废武后事，但却在《燕王忠传》载“麟德元年，又诬忠与西台侍郎上官仪、宦者王伏胜谋反，赐死于流所，年二十二，无子。仪等伏诛。”

在《上官仪传》载“麟德元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家口籍没。”两处均载上官仪因构陷被杀，但不言构陷缘由。结合《新唐书》及《通鉴》的记载，《旧唐书》所载上官仪被杀，应该就是与废后事件有关，换言之，废后事件是存在的。

高宗逐渐不满武氏专横，遂于麟德元年与上官仪密谋废后，但结果证明此时已无法撼动武则天的地位，不但废后没有成功，高宗还付出了沉重代价，长子忠、亲信大臣上官仪、宦官王伏胜被杀，刘祥道、郑钦泰等被贬。

武氏担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还从体制建设上做了防范，她开始垂帘听政，形成“二圣”格局。《旧唐书》载：“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

可见到上元年间时，朝政基本上是由武则天所主导，只不过由于高宗才是唐王朝名义上的代表，所以即使是武氏做出的决定，也要以高宗的名义向外发布。对于太子弘死亡这样的大事，对外公布死因，武则天肯定要全力干预。因而上元二年弘死后颁布的追谥诏书，体现的更多的是武则天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