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名将到争议人物

汤恩伯是抗日战争时期广为人知的一位将领，曾因指挥南口战役取得一定战绩而声名鹊起。当时，这场战役被视为抗日战争中一场重要的硬仗，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交锋，汤恩伯凭借其指挥才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也因此成为蒋介石器重的爱将。战后，他因战功迅速升迁，被委以重任，开始统帅大规模的军队。

汤恩伯所率的部队人数庞大，成分复杂，给养供需成为当时军队运作的一大难题。由于后勤体系薄弱，汤恩伯不得不依赖河南地方资源来供养这支部队。然而，这种方式导致了军民矛盾日益尖锐。据当时一些河南人描述，地方上流传一句话“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其中的“汤”被认为指的就是汤恩伯。河南人在自然灾害频发之外，还要承受汤恩伯部队带来的沉重负担，粮饷征收严重加剧了当地百姓的困苦。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汤恩伯的军队纪律涣散，尤其是在河南期间，更是饱受非议。有报道称，他所部士兵常常在地方上任意妄为，甚至与地方百姓发生冲突。军官的腐败行为更让问题雪上加霜。据说，当时的行政官员吴国桢曾亲眼见到汤恩伯手下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的现象。所谓“吃空额”，是指军中虚报士兵人数，以便中饱私囊。

汤恩伯的山东战役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试图通过重点进攻解放区来扭转战场局势。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决定派遣他的嫡系部队，交由汤恩伯率领第一兵团实施全面打击。整编74师作为第一兵团的王牌部队，被赋予突袭和拔点的任务，师长张灵甫也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骨干，将其寄予厚望。

整编74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曾在此前的战役中多次充当先锋，取得了不少战绩。这支部队被安排直插沂蒙山区坦埠附近，计划快速推进，寻找解放军的主力加以围歼。然而，战役开始后，汤恩伯的部署暴露出诸多问题。第一兵团下辖的其他部队行动迟缓，未能按照计划跟进，导致整编74师孤军深入，脱离了主力的掩护。

孟良崮高地地势险要，周围山峦起伏，易守难攻。整编74师深入敌后，立足未稳便遭遇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围攻。解放军针对国民党军的作战特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短时间内调集十几万人合围整编74师。战斗中，解放军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对孟良崮高地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火力覆盖严密，切断了74师与外界的联系。整编74师虽装备先进，但面对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和被截断的补给线，逐渐陷入困境。

解放军采取了分割包围、逐步压缩的战术，不断削弱74师的防御能力。在激烈的战斗中，74师多次试图突围，但始终未能成功。战斗持续数日，孟良崮高地尸横遍野，整编74师被彻底击溃，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蒋介石的震怒与惩罚

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的反应极为强烈。这场战役本被视为国民党反攻的关键一步，但却以如此惨痛的结局告终，尤其是整编74师的全军覆没和张灵甫的战死，让这场失败格外刺目。

南京一场高级将领会议被临时召集，所有参与者都感受到一股难以言说的压力。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并未如往常一般缓缓展开发言，而是直接点名汤恩伯。当众点名让会场内气氛骤然凝滞。

蒋介石开始责问孟良崮战役的经过，他的语气越来越急促，声音在会议室内回荡。每一个问题都指向汤恩伯的指挥失误：为何其他部队迟迟未能跟进？为何整编74师孤军深入？为何未及时调整战术？这一连串的质问让汤恩伯无从辩解。汤恩伯试图解释，提到后方支援迟滞、战场通信受阻等原因，但蒋介石显然不接受任何理由。在他看来，这是汤恩伯指挥失当、计划不周造成的惨败。

当蒋介石提到张灵甫战死时，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直接斥责汤恩伯，称其不仅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张灵甫这位阵亡的将领。这些指责让在场的将领们一片沉默，没人敢为汤恩伯开脱，所有人都明白蒋介石的怒火已经压抑不住。随着斥责声越发激烈，蒋介石突然命令汤恩伯跪下。汤恩伯迟疑了一下，最终跪在地上。

蒋介石抓起身边的手杖，走到汤恩伯面前，直接举起手杖狠狠敲打汤恩伯的头部。汤恩伯头部被打得鲜血直流，但始终一言不发，也没有试图躲避。会议室内的其他将领看着这一幕，没有人敢插手，只能低头沉默。在训斥结束后，蒋介石转身离开会议室，将汤恩伯独自留在了众人面前。

战后生涯的起伏

1949年，汤恩伯被赋予了新的重任，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这一地区的防守。这一地区对国民党军来说早已危机四伏。解放军经过多年的战略调整和战斗积累，已经在军事和政治上占据了明显优势。渡江战役的爆发，使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在长江天险前不堪一击。

渡江战役开始后，解放军以迅猛的攻势突破长江防线。汤恩伯在这场战役中的部署显得过于分散，防守重点并不突出，且兵力分布不均，许多关键点位未能得到有效的防守支持。解放军主力部队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发动进攻，汤恩伯的部队屡屡被击溃，战线快速崩塌。解放军在攻占南京后，迅速向南推进。汤恩伯原本试图在苏州、无锡一线组织抵抗，但因后续增援不足，部队士气低迷，加之解放军火力强大，这些防线很快失守。

在上海战役中，海作为国民党控制的最后一个经济重镇，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蒋介石要求汤恩伯死守。然而，由于渡江战役的失败，国民党在华东地区的防御体系已经全面崩溃。汤恩伯所能调动的部队多为此前战斗中溃败的残兵或临时拼凑的地方武装，缺乏统一指挥和有效装备。在解放军的强势攻势下，汤恩伯的部队节节败退，上海外围的防御阵地一个接一个被突破。

在上海市区，汤恩伯试图组织巷战拖延时间，但解放军以高效的战术逐步压缩国民党军的生存空间。汤恩伯的部队由于补给被切断，士气愈发低落，最终大规模溃散。上海的失守成为国民党在东部战场的最后一块拼图，国民党主力部队也基本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汤恩伯本人则带着残部匆忙撤退至厦门。

抵达厦门后，汤恩伯被任命为厦门防区的最高指挥官，并兼任福建省主席。这一任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试图利用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构筑新的防线，阻止解放军的进一步推进。在解放军的不断施压下，汤恩伯所率的部队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抵抗能力。厦门很快被解放军攻占，汤恩伯带着仅存的残部撤至金门。

在金门，汤恩伯尽管试图重振旗鼓，挽回一些颜面，但整体局势已经不可逆转。国民党失去了东南沿海的战略主动权，金门岛上的防御也仅仅是孤注一掷。汤恩伯在这里的布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解放军的登陆，但从整体上看，战局已经完全落入解放军手中。

晚年的流亡与逝世

1954年，汤恩伯的身体状况开始急转直下，被确诊为肝癌的消息迅速传开。这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和地位，虽身居台湾，却被国民党核心圈逐渐排除在外。他不再参与任何重要决策，也不再指挥部队，昔日的辉煌早已被一系列的战败与挫折冲刷殆尽。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的病情后，虽然没有明确表现出过多的情感，但也没有完全放任不管。蒋介石或许已经意识到，汤恩伯如今已无法对国民党未来的政治或军事发展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并没有阻拦他前往海外寻求治疗。蒋介石批准了他的出国申请，并提供了相关经费和专机安排，让他前往日本接受更好的医疗条件。

汤恩伯前往日本后，住进了庆应大学医学院。这家医院在当时医疗水平较高，为他安排了全面的检查与手术。医生决定对他的病灶进行一次切除手术，希望能够延长他的生命。但手术并未如预期般顺利，病情的复杂性超出了医生的判断。手术后不久，他的身体状况开始迅速恶化，手术并没有阻止病情的进展，反而让他的痛苦进一步加剧。

在术后的日子里，汤恩伯需要忍受极大的身体痛苦。癌细胞的扩散让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医生们也束手无策。每天的治疗几乎没有效果，而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入眠，也无法正常进食。

6月29日，汤恩伯的身体状况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他被推进手术室进行最后的抢救尝试。这次手术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经历。虽然医生使用了麻醉，但他依旧难以承受术中的剧烈疼痛 。在手术台上，他的呼喊声不断响起，几乎让整个医疗团队无所适从。医生们尝试调整麻醉剂量，但始终无法完全消除他的痛楚。癌细胞的侵袭已深入到他身体的多个部位，手术显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最终，汤恩伯在手术过程中停止了呼吸，因癌症恶化而离世。

参考资料：[1]傅文涛.汤恩伯与蒋介石最后的恩怨[J].档案管理,27(6):9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