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欲杀樊哙的核心原因，在于汉初复杂的政治权力博弈与皇权继承危机，具体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一、皇权与外戚势力的潜在冲突

樊哙是刘邦的同乡旧部，早年随其起义，战功赫赫，更重要的是他与吕后家族关系密切 —— 娶吕后之妹吕媭为妻，是吕氏外戚集团的核心成员。刘邦晚年，吕后已展现出极强的政治影响力（如参与诛杀韩信、彭越），而刘邦本人宠爱戚夫人，欲废太子刘盈（吕后子）改立赵王刘如意（戚夫人子），形成 “易储之争”。樊哙作为吕后的亲妹夫，且手握军权（时任左丞相，曾率军平定燕王卢绾叛乱），自然被视为吕氏集团的军事支柱。刘邦担心自己死后，樊哙可能与吕后合谋，威胁戚夫人母子及刘氏皇权，因此试图剪除这一潜在隐患。

二、临终前的政治清洗与权力平衡

刘邦晚年多病，对身后事的安排充满焦虑。他深知吕氏外戚势力坐大，而刘如意年幼，若不遏制吕后集团，皇权可能落入外戚手中。公元前 195 年，燕王卢绾反叛，刘邦派樊哙率军平叛。此时有人向刘邦进谗言，称 “樊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欲以兵尽诛戚氏、赵王之属”（《史记・樊哙列传》）。这番话直接触怒刘邦：樊哙若真在自己死后领兵诛杀戚夫人和刘如意，改立太子计划将彻底失败，刘氏江山可能被吕氏篡夺。因此，刘邦紧急派陈平、周勃前往军中，“即军中斩哙”，试图在临终前清除吕氏集团的军事羽翼。

三、功臣集团的历史惯性与帝王猜忌

汉初刘邦对功臣集团的清洗本就具有连续性（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先后被杀），尽管樊哙是 “丰沛元从” 集团的核心成员，且无明确谋反证据，但帝王对功高权重者的猜忌从未消除。樊哙长期担任将领，军功显赫，又与皇权最核心的外戚集团（吕氏）深度绑定，其身份的双重性（功臣 + 外戚）使其成为刘邦眼中威胁皇权稳定的高危人物。在 “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的白马之盟背后，刘邦对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势力（包括外戚）都保持警惕，诛杀樊哙可视为这一逻辑的延续。

事件结果与历史影响

陈平、周勃担心刘邦临终前的决定过于冲动，且吕后势力已难以撼动，因此并未立即执行诛杀，而是将樊哙押解回京。途中刘邦病逝，吕后掌权，樊哙被释放并恢复爵位。这一事件凸显了汉初皇权过渡中的外戚与皇权、功臣与帝王的复杂矛盾，也为吕后专政埋下伏笔。刘邦的举动虽因猜忌和权力斗争而起，却未能真正遏制吕氏集团，反而加速了汉初宫廷政治的波谲云诡。

最终，樊哙的幸免得益于权力格局的即时变化（刘邦去世、吕后掌权），但其险遭诛杀的根本原因，是帝王在临终前对政权安全的极端焦虑，以及外戚势力崛起与皇权继承危机的叠加效应。这一事件成为汉初政治史中 “皇权 — 外戚 — 功臣” 三角关系的典型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