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跋涉

夏 衍

从1949年5月随军解放上海，到1955年7月调到国务院文 化部，我在上海工作了六年。

刚进城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与 上海市委宣传部合为一套机构，我任副部长，部长是舒同。1950 年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市政府文化局长)。

1952年夏，我又调 华东局当宣传部副部长，当然也兼了许多挂名的职务——如华东 文联主席、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等。

上海是我长期工作 过的地方，但是形势变了，工作变了，连“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我 这个人适应性很强，前两者我都可以适应，而“身份”——从文人、 记者、地下党员变成执政党的“高干”,也就是说做了“官”,这就使 我感到了很不习惯。

我们这些穷知识分子从来就讨厌“官”,特别 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接触过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对他们的官架子、官 腔有反感，当然那时我也只得想到，这是旧社会，这是国民党统治 时期的事，现在社会制度变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官和民不仅 是应该地位平等，而且当官的应该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在党的 文件中，在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得到了证实。

上海解放之后不久， 1949年6月7日，陈毅同志就在群众大会上反复强调了党的干部 要紧密联系群众，要认认真真地为人民服务这个问题，所以当我被 任命为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的时候，并不觉得这就是做了官，身份 和地位也会发生改变。

我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对旧社会的人际关系不能说没有一定的了解，但现在看来，社会制度改变了，风 俗习惯不一定会同步改变，你自己不觉得已经做了官，可是别人 (包括下级和同级)都确切无疑地把你看作一个官了。

解放初期， 我对随身带一个警卫员，出门必须通知保卫处，被过去的熟朋友叫 部长、局长，实在感到不习惯，有过一些可笑可叹的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讲过，这里不重复了。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委领导是陈毅，市委分管统战文化工作 的是潘汉年，他们一再要求我放手工作，有一些难办的事情也可以 随时请示得到解决，工作很忙，但进行得都很顺利。

调到华东局以 后，情况就有了一些变化，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他对文化工作很 少过问，宣传文化工作都由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负责，他是江西中 央苏区时期的老干部，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地位相当高， 但没有架子，还写一手不俗的何绍基体的书法，对我也很客气。

但 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不了解文化艺术界情况，所以我向他汇报或请 示时，他总是说：上海的事，还是请陈毅同志拿主意，很少提自己的 看法和意见。

经过几年之后，我了解到他是一个纪律性很强，而生 性懦弱的人。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华东局开会批饶，有 不少人指责他是饶漱石的“嫡系”,这似乎有点过火。

当时饶漱石 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全国各大区的党委书记，一般都要野战军司令员兼任的，而只有华东区党委书记，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所以舒同跟着饶走，看来也是时势造成的。

舒同当华东局宣传部长， 有一个很强的副部长班子，计有：冯定、匡亚明、刘顺元、沙文汉和 我。

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除了沙文汉和我是国统区的地下党之 外，其他都在解放区和新四军工作过，有老区工作的经验，对文化 文艺工作也都有一定的理解，所以从始至终(华东局1954年撤 销),我们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

当时约定的分工是由我分管文化 和科技，而事实上，我主要力量只用在上海这一个地方，华东是一个大区，各省的情况我不了解，主要由匡亚明管。

而上海这个科学 技术界集中的地方，我也因为力不从心，所以经过请示了陈毅、潘 汉年之后，这方面的工作逐渐交给上海市委的李亚群同志负责。

据我记忆，我只分别拜访了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如吴有训、茅以升、 冯德培、周谷城、周仁等)和出席了几次科技界的集会——只能说 是做了一点统战工作。

解放后我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很忙，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 时，但是在陈老总和谭震林领导下(1954年陈调北京任副总理后， 谭震林同志任华东局书记),我可以尽心竭力地工作，没有犯大的 错误。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也没有受到批评和指责。

当然，1953 年华东局整风时，个别人说我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右倾，但立即被谭 震林制止了。在这里，我顺便要说说这位“谭老板”。

解放前，我不 认识他，但他任华东局书记后，第一次见面后就约我单独谈话，很 坦率地对我说：他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深感没有文化知识之 苦，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了，连文件上的一些名词也不了解，所以 需要得到你们文化人的帮助。

他说：自己要加紧学习，同时一定要 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才能，为新中国服务。

特别使我感 动的是，有一次(记得是1953年)他接待一位国际友人，要我给他 起草一份短短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总共不到八百个字，他看了 说太长，要删到五百字，改了之后他又要念一遍给他听，说怕念错 字。一位开国功臣、大区党委书记，对一个相识不久的知识干部能 这样虚心坦率，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

近年来，出版了不少老一辈 革命家传记文学，但还没有人写谭震林传，这是一个遗憾。他 1958年大跃进时犯过左的错误，但“四人帮”弄权时首先拍案而 起，义正辞严地批评江青一伙的不也就是“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 么?

1978年秋，和我一样被打伤了腿的他，和我长谈了三个小时。至今还记得他说：“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脾气不好，意气用事，自 己管不了自己，这是没有文化的缘故。”

解放后我认识了不少身经 百战的老革命家，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点上，谭震林同志是很 突出的。

解放前，上海是人才荟萃的地方，闻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作 家、艺术家都集中在上海。有一次，在市委开会时潘汉年说：在文 化科学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陈同生插话说：我看是“三分天下 有其二”,这是实际情况。

也由于此，上海解放前后，陈毅就一再强 调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和名流学者。我记得很清 楚，上海解放后的下一天，5月28日，陈毅在市政府从赵祖康手中 接过了旧市政府的印信，办完了接管任务之后，就对赵祖康说：你 不单是旧市政府的代市长、工务局长，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位专家， 所以新的市政府不仅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还有许多市政建设 方面的事希望得到你的协助。上海解放了，现在是专家可以大有 作为的时候，希望你放手工作。

我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在座的周而 复同志也许还是记忆犹新吧。这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插曲，但这件 事树立了新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个榜样。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文化界工作，主要是执行了陈毅同志的尊 重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我没有到过延安，也没有在解放 区工作的经验，自问没有官架子，更没有“整人”的私心杂念。

现在 回想来，当时我颇有一点自我感觉良好，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之感。 那么是不是一切顺当，没有阻碍和麻烦呢?当然不是。

先是从一 些小事情开始，有人背后讲怪话，说我对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讲 改造，后来拔高到“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兵的威风”。这些小 道消息从上海传到北京，又经过《文艺报》的内部刊物反馈到上海， 这是点了名的。

所以胡风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中也提到过，意 思是说上面要整夏衍在上海工作中的右倾错误。但也由于点了名，所以引起了陈毅同志的注意，他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说：上海 执行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经过常委讨论批准，所以 北京《文艺报》指名批判夏衍右倾是不对的，按理，夏衍是上海市委 的宣传部长，《文艺报》事先不经过市委，我已经给恩来同志打了电 话，他也同意我的意见。

以上这些事可以说是暗流，文化界以外的 人是不会察觉到的。中央公开批评我，则是1951年的所谓“《武训 传》事件”。这是新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有许多具体情况连文 艺界也蒙在鼓里，以后当另作说明。

1949年5月我从香港调回北京，恩来同志就一再指示，要做 好文艺界的“会师”工作，所谓会师，指的是国统区(包括在国外的、 在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和解放区文化工作者的团结合作。

上海解 放之前，我在丹阳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的时候他也提了这个问题。 我没有到过延安，也没有到过新四军，是一个道地的国统区文化工 作者。因此，做好会师工作，一定要加强团结，我思想上是有准备 的，加上上海市委的领导是陈毅和潘汉年。

我调到华东局以后，接 替市委宣传部长职务的是谷牧同志，他是一个有素养、通情达理的 人，在山东当过市长，在老区和新区都有行政管理工作的经验，所 以总的说来，上海文化界的接管、改组、人事安排等等，都进行得相 当顺畅，可以说在政策上没有犯大的错误。

但是文化属于意识形 态范畴，文化人又都是非工农兵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思想上、政 治上比较容易求得一致，而生活方式、知识水平、工作作风、行为习 惯等等要适应一个模式，像统一思想那样同步统一，就比较难办 了。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宣传、文化系统干 部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问题。

当时上海市文化系统干部主要是 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和地下党，以及解放前就与党有联系的民主人 士，到过解放区的只有冯雪峰一个，华东局则大部分来自老区(包 括新四军、山东及中央调来的干部——如后来成为“四人帮”重要骨干的马天水等)。

省局级干部中地下党人不多，但局处级以下则 地下党就占多数了，谈到文化素质，大致情况是：老区干部(包括新 四军)来的不了解上海，不了解国统区的斗争情况(主要是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对国际形势也不大关心。

使我吃惊的是，我在 华东局宣传部时，有一位干部竟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 界，不知道“左联”、“社联”这些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而地下党 干部则只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连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哪一年开的， 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也讲不清楚，当然更不知道延安还 有过那次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这种互不了解是客观现实造 成的，主要是由于长达十多年的国民党的新闻和信息封锁。

马克 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风尚的 影响，这是难于避免的事实。

但在当时的上海，不论是老区的还是 地下党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就是知识面太窄，而又缺乏 一点自知之明。我这里说的知识面太窄，主要指的是缺乏历史知 识和科学常识。

1949年3月，党中央发过一个要认真学习党的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通知，我在丹阳的时候，也听说过准备接管 上海的干部也都结合上海地下党编印的《上海概况》,花一周时间 学习了这个决议。

这是解放初期党中央颁发的一个很有远见的文 件，它的主要内容是：“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就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 农村转到城市，过去知道的事情，用惯了的办法，将会不中用了，过 去不知道的事情和不会做的事情正等待着我们去学习，所以号召 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 斗的作风，认认真真地去学习从事城市工作必需的方法和知识。”

问题很明白，市委也抓得很紧，陈毅不止一次在大会、小会上 讲：“乡下人进了城”,要接管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务必改变“游击 作风”,认真深入生活，了解城市，了解上海，特别要了解上海的过去和现在，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市委 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

据我的感觉，和北京比，上海的接管和 整改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因为和老解放区的干部比，新四军来的干 部比较了解城市，了解上海。但是，从“谦虚谨慎”而又积极主动地 学习新事物这个问题上，就不像我主观想像那么容易了。

当时的 情况是，解放区和部队转过来的干部纪律严明，艰苦朴素，也就是 有纪律有组织。他们看不惯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的自由散漫， 讲话随便——当然更看不惯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的“花花世界”。

防 腐蚀这个口号，我记得八九月间就提出来了，而地下党员和当地的 文化人一方面佩服解放区干部的严谨作风，同时又觉得他们对人 对事的态度过于呆板(如等级关系、党内外关系等等),有人私下对 我说，某人过去是我的好朋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帮过他的忙，现 在成了我的上司，要和他见面也困难了。

这种相互“看不惯”的事 是很多的，连我自己这个既是地下党、现在又当了“领导”的人也不 例外，大家表面上和和气气，心里还是有些芥蒂。

肯把这种心情坦 率地向我直说的，就只有已故的章靳以同志一个，那是1950年的 事，我很感动。他和我早已认识，但算不上熟朋友。他为了文化界 的团结，和我说了真心话，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每星期五的晚7 时，我在华东文联的一间会客厅，会见文化界人士，个别谈心，没有 任何规定。大到国际国内形势，小到工作、生活问题，对文化领导 的意见等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谈完就走。

尽管这是试点，但 的确也听到了不少开会时和办公室里很难知道的事情。有人说 “讨好”群众，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洁癖，不愿和做了“官”的人 有私人接触，所以我的这个试点(上海人说我摆“拆字摊”)只持续 了一个多月。

先是每次有四五个人来，后来渐渐少了 因为在 社会大变动时期，找我的人谈及的大部分是政策性问题(谈私人问 题的极少),这是早已明文公告了的。

我只能结合当时实际，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新意，有的问题我也无法作具体的回答(如要求设 置新机构、增加编制等等)。这件事是我未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请 示，自作主张办的，有人说好，有人说歹，有人讲怪话，这也是难免 的。

我在上海时期最得罪人的一件事，就是1952年我自作主张， 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系统的处、科一级干部作了一次常识测验，以初 中文化程度为标准，出了五十道题，每题二分，全对者得一百分，请 他们不记名地解答。

结果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得六十分以上寥寥 无几，绝大多数人只得三四十分，有一个还赌气交了白卷。

事后想 来，这也不值得惊奇，因为科员一级干部有许多是工农兵出身，不 少人没有上过学，他们打过仗，立过功，有的在军中入党，入城后组 织部门不能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于是就有了一个内行和外行的问 题。

上海是远东一大城市，文化系统有不少部门连原来的地下党 人也从来没有涉猎过，如交响乐团、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护和科 学研究所等等。

对此，市委领导是早已认识到的，所以入城前后， 陈毅、潘汉年和孙冶方都明白交代过“先接后管”,不懂的事不要乱 碰。

从5月到9月，不少接管了的文化单位，我们只派一个军代 表，事实上是由原单位自己推选出一个领导班子(有的仍叫临时管 理委员会)来处理日常工作和本身业务。

我记得6月中旬，陈毅和 我分别拜访了徐森玉、沈尹默先生，向他们致意，关心他们的工作 和生活问题，同时坦率地说：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文物、博物馆事业， 但这方面我们完全是外行，所以希望他们放手工作，如有困难，我 们当尽力协助。

抗战时期，拥有大批文物古籍的收藏家都把上海 租界看作“安全区”(我们也把一些有关党史的原始资料存放在上 海银行的保险柜里)。对于文物、古籍的抢救、搜集和保护工作，解 放前夕恩来同志曾委托郑振铎同志负责，但这时振铎去了欧洲。

陈毅和徐森玉先生谈话时提到过李一氓、徐平羽(白丁、原姓王，是清末扬州学派王念孙、王引之的后人，60年代任文化部副部长，分 管文物)。但李一氓另有任务，徐平羽在南京工作，所以市委只派 了方行同志和徐、沈两位先生联系。

除此之外，最累人的是我和于伶分管的电影方面的工作，当时 上海有两家私营电影厂，

一是“昆仑电影制片厂”,这是40年代初 党委托阳翰笙领导的惟一进步的制片厂，抗战胜利后拍过《一江春 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优秀影片。

“文华”的经营者是民族资产 阶级，比较开明，导演、演员有许多来自抗战时期的“苦干剧团”。

他们和国民党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仍采取了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的 方针(当时上海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有百分之八十都是美国影片)。

军管会很重视电影工作，接管班子除了于伶、地下党的徐韬、池宁 之外，还加上了钟敬之、蔡贲。在地下党和进步电影工作者的配合 下，接管工作很顺利，但一到秩序安定下来，各厂要恢复生产的时 候，很快就发生了一个没有电影剧本的问题(当时就叫“剧本荒”)。

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 兵形象”,但在上海，熟悉工农兵的不会写电影剧本。会写电影剧 本的不了解工农兵。我召开过几次创作会议，提到剧本问题就冷 了场，几乎是束手无策，

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所谓“白开水”也可以 的问题，这是从电影对国家、对人民有利、有害这个问题谈起的，我 打了一个比方，以粮食为例，大米、面粉、奶、蛋、蔬菜，都有营养，必 不可少；但茶、咖啡，没有营养，但也没有害处，还可以提神，我们也 不反对。但中国人过去吃过鸦片，那是有害处的，我们一定要反 对。

我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 然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这些 话传到北京就走了样，说夏衍在上海不讲电影为工农兵，反而“提倡”不为人民服务的“白开水”电影。

这是1950年，是新民主主义 时期，私营资本还没有改造，私营电影公司还只能让它存在，还要求他们拍出影片来供应绝大部分被美国影片占领的市场，加上“昆 仑”和“文华”的创作人员又都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和我们合作过，所 以我至今还认为这样做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

1950年我做了两件事，

一是组织了“电影文学研究所”(后改 电影剧本创作所),由我和章靳以、周而复任理事主席，陈鲤庭、田 鲁任总干事，记得冯雪峰、柯灵、陈白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也的确 培养了一批电影剧本作者；

二是当“昆仑”和“文华”公司负责人向 我要剧本而无法满足的时候，我建议他们可以从新小说改编，这就 是后来拍成电影而受到了批评、停映的《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 间》。

这两部片子都是经由“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的 小说改编的；小说发表后，在全国文艺界都受到好评，于是我就向 “文华”、“昆仑”表示“不妨一试”。

这两部电影放映后，很受观众欢 迎，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很快传来了来自北京方面的批 评。

“文华”摄制的《关连长》是杨柳青改编，石挥导演并主演的。 写的是解放上海前夕一场战争的故事，关连长为了不伤害一群小 学生而作了自我牺牲，石挥演得很出色。

在当时，这也是私营厂拍 的第一部战争片。挨批的理由是“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的 还提高到歪曲了解放军的形象。

《我们夫妇之间》小说原作者是肖也牧，昆仑制片厂出品，编 剧、导演是郑君里，主演是赵丹、蒋天流。内容是小资产阶级出身 干部李克和工农出身的妻子张英入城之后在工作和生活上发生的 矛盾。

君里着手改编的时候，我还要他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反映一下“过去熟悉的事情用不上了，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在等着我 们去学习”的方针，这也是“好心不得好报”,先是批判肖也牧，说他 是“反映和宣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接着就拿这部影片 作为“批右”的重点。

由于这两部片子都是我向“昆仑”、“文华”推 荐的，于是，上海文艺领导右倾、“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抗拒工农兵路线等等罪名都落到了我的身上，也成了后来批判《武训传》前 奏。

对这件事，我也得到了一点教训，我懂得了有些题材可以写小 说，但不是小说都可以改编电影。理由很简单，领导上不一定看小 说，而拍成电影，那就逃不过领导的关注了。

因此，1955年我调到 文化部分管电影之后，包括我自己改编的电影，都是鲁迅、茅盾(当 时他是文化部部长)的作品，这就比较保险了。当然，在“在劫难 逃”的“文革”之前，批判我的文章，也首先是《林家铺子》。

总的说来，解放后我在上海工作约六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对知 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对他们的态度——或者是政策问题，这一 点我在那次“常识测验”之后就感觉到了，但我还是顽固不化，一是 由于我这样做得到了陈毅的支持，二是我没有想到在上海这样做 会引起北京方面如此强烈的反对。

当然，在这个时期，上海也拍了 一些比较优秀的电影，如《强扭的瓜不甜》、《姐姐妹妹站起来》、《太 平春》、《腐蚀》、《我这一辈子》等等，这里不多说了。